三重門，論企業權力爭奪戰自媒體
企業在整個國民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幾乎每個領域都要有與之相關的企業，而且社會需要的不僅僅是那些大型的明星企業，還要去發現一些有潛力的中小企業，從而進行扶植，事實上，按照經濟學家們的說法，中小企業的發展程度決定著一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狀況，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只是充斥著巨型企業，充斥著壟斷企業，那這個國家的經濟絕對是有問題的，畢竟，企業大了，就容易把消費者當做弱勢群體，比如2008年5月國際原油每桶143美元，中國油價每升6.3元人民幣，7年之后，國際原油每桶43美元，中國的油價還是每升6.3元人民幣，但壟斷企業沒有任何之于公眾的解釋，也沒有任何解釋的欲望，此外，大型企業還有策略調整困難、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風、內耗嚴重等問題。
與之相對的，中小企業也有自己的問題，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缺少現代管理制度和財務制度，就更不要提諸如文化建設等更高級的要求了。事實上，企業的本質就是一個平臺，通過不斷地盈利，去滿足股東、員工、客戶、社區，乃至整個社會的需求，但不同體量的企業有著不同的作用，而且巨型企業從來不是一撮而就的，在所有企業成長的過程中，產品、策略、社會影響等方面都會發生變化，而主導這些變化的，則是企業核心權力，不斷地調整和變更。總體來看，健康的企業權力更迭大概分三個階段：
小型企業：我們富有的是精神
企業創立之初，創始人的個人能力對于企業的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在這個時期，企業的規模較小，大家都會專注于具體的產品和服務，而且往往身兼數職，比如，一個剛剛創辦的公司內，常常不會有專門的財務人員，也不會有專門的HR部門，于是，初創公司的掌門人往往是全能型人才，既要懂技術，又要抓管理，還要去談生意，這是企業最艱難的時代，每天都要面對生存問題，但同時，也是最容易出現英雄的時代，因為當有人能把這些問題統統搞定之后，他自然會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在一些企業名人傳記中，這個階段的故事往往最具有審美性，比如任正非當年為了討回華為的爛帳，包里常常背著一塊板磚；郭臺銘去美國拉客戶時，每天工作16個小時，住12塊錢一間的旅館；馬云就更無須贅述，事實上，阿里巴巴的核心制度就是合作人制度，馬云現在火了，但比他更火的是，講述馬云創業時期的視頻和文字…...
個人英雄主義時代，企業一般不會出現權力斗爭的狀況，畢竟，這個時代也沒有什么可爭的，大家更容易圍繞著“英雄”高效地完成工作，凝聚力也會空前的高漲。個人英雄主義時代也是全部創業者最容易懷念的時段，就好比一般人喜歡懷念青春一樣。
這個時代的企業，雖然內部權力斗爭不會太明顯，但要付出大量精力去應對外部的挑戰，比較棘手的問題是獲取股東、客戶的信任，團隊成員必須全力以赴地去完善產品，以期撬動客戶的錢包，另外，企業在創立之初，最大的挑戰還是來源于融資，特別是在中國，四大行，或者說五大行，總是像跨越障礙一樣，跨越中小企業的貸款要求，畢竟，創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而資金鏈一旦斷裂，則會引發更深重的災難，比如團隊擴張、設備升級、產品試錯等等，因無法支付新晉員工的工資，導致很多任務無法按時完成，產品策略也不允許犯任何錯誤，當企業資金緊張的時候，連樣品費用都會成為巨大負擔，這還沒有考慮因產品策略錯誤導致的隱形經濟損失。
在這種狀況下，創始人的個人魅力再一次成為左右企業前途的重要砝碼，只有有魅力的人才能向朋友借到錢。當然，借錢只是個人英雄影響力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則是，創始人的魅力會讓團隊看到希望，從而催生出堅忍、廢寢忘食、忘我奉獻等精神力量。
中型企業：尊重制度，善待未來
企業在熬過了最艱難的歲月之時，一般已經獲得了不錯的成果，也就是說賺取了自己第一桶金。在這個時期，創始人在企業的地位達到頂峰，權力的欲望開始膨脹，有點像封建社會的皇帝，但眾所周知，古代封建社會制度，最該控訴的地方正在于權力的過于集中，缺少必要的制衡機制，從而出現皇帝后宮三千佳麗，百姓無人可娶的情況，而當權力過于集中之時，不但工作效率低下，還有可能把創始人給累死，顯然，企業在這個階段最重要的管理任務就是分權出去，同時，建立權力制衡的制度，從而謀求更大的發展。
在企業發展的第二階段中，就必然要面對企業權力爭奪的殘酷，一些核心的團隊成員或因利益分配，或因意見相左，出現忠誠度下降，甚至嚴重流失的情況，而在這種企業規模之下，創始人已經無法沿用個人英雄的工作模式，畢竟，此時的工作強度和初創時代已然不可同日而語，更聰明的做法，則是創始人分權治理，在制度和用人上敞開胸懷，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外部職業經理人進入核心團隊，并逐步建立優勝劣汰的機制，對所謂的“功勛”起到警醒和敦促的作用，協同經理層，制定現代的財務、審計和分配制度，以此獲得投資者、客戶、乃至員工的信賴。與此同時，最初的創始人要學會從具體繁瑣的事物中抽身出來，事實上，一旦制度建立之后，這些完全可以靠經理層完成，這種工作分配制度的好處在于，創始人可以適當地降低工作強度，拼了這么久，也該歇歇了，更重要的是，他們能把精力專注于新業務拓展、新客戶開發等事情上來。
在這個巨大的轉變之中，創始人得以脫身于繁瑣之事，同時，也意味著失去了很多權力，把自己和初創團隊從一個舒適的安樂窩中，重新拖到了一個充滿挑戰的環境之中，在改造過程中往往會遇到利益集團的阻撓，可一旦成功，企業將會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巨型企業：扛起社會責任
通過創始人個人能力以及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企業已經得到了比較好的發展，包括取信于股東，員工有一定的歸屬感，客戶群也比較穩定，能長期保持好這種狀態已然是非常優秀的企業，但在利益誘惑不斷增大的背景下，企業容易陷入官僚作風、效率低下的泥潭，而且容易錯失潛在的科技、商業趨勢。普通的危機之下，企業尚能自我調節，可一旦遭遇暴風驟雨式的變革，企業往往兵敗如山倒，比如2007年之后的移動互聯網革命就讓一些中型乃至世界知名公司紛紛敗北，直到退出巨型企業的行列。
任何企業要想發展成為名噪一時的巨型公司，除卻保持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等管理系統之外，還要把自己逼向社會，取信于整個資本市場，甚至要扛起社會責任，縱觀那些長治久安，存活上百年的企業，無一不是把自己暴露在整個社會監督之下，完善自我。
在這個階段的企業，要想接受整個社會的考驗，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上市，這就意味著要接受資本市場各種條件的約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企業在做好本分，滿足股東、員工、客戶的利益之后，仍要思考如何扛起社會責任，給社會帶來正能量。巨型企業需要培養一種更加開放、博愛的心態，比如阿里巴巴上市之后，他們終于開始頭疼假貨的問題了，因為西方人不喜歡假貨，而阿里巴巴這樣的巨型企業也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把商業向著透明、健康的方向指引，另外，作為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有義務讓廣大中小商家盡快賺到錢，否則，馬云可能永遠回不到“中國首富”的位置上；其他的巨型企業，比如富士康，員工數量號稱120萬，最直接的社會意義就是幫助政府解決了就業問題，不單是這120萬的就業，還有與之配套的商業圈，帶動比例高達1比3.7；至于目前最偉大公司蘋果，希望他們能把“二手iPhone”計劃搞好”，這個計劃遠比他們推出一兩款牛逼的手機更有社會意義，可以預見的是，20年后的電子垃圾將會成為最頭疼的社會問題。
總之，巨型企業要通過與社會的良好互動，讓自己進入一個正循環當中，用優秀的業績回報資本市場，從而獲得持續獲得融資能力，獲得更多的自然資源、制造資源、政治資源和品牌資源，持續夯實自己的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在這個階段的公司，權力將變得無處不在，不屬于一兩個皇上，甚至不屬于某個董事會管理體系，而是徹底深入社會之中。（科技新發現 康斯坦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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