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營商對電信詐騙承擔大部分乃至所有責任？專欄
山東準大學生徐玉玉事件引發了社會廣泛的關注，人命關天。這起事件發生后，不少人認為這就是電信詐騙領域的魏則西事件。因此，這個事件所引發的討論也是空前的。在諸多的討論話題中，一個最為激烈的便是電信運營商（包括虛擬運營商）應該責任何種責任問題。
綜合事件發生后的一些觀點，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網絡草根民意，還是一些專業的媒體（包括一些央媒）都把“炮火”集中在了電信運營商身上，尤其是對于電話用戶實名制方面，有觀點認為，運營商在實施電話實名制等應對手段的時候，應該不計成本。似乎只要電話一實名制后，似乎電信詐騙就可以根治了。這樣的看法，看上去的確很解氣。如果，電話實名制真的有這么神奇的功效，那問題的解決倒是簡單了。何況，電話實名制其實對于運營商的運營是有利的。早在2013年工信部就要求積極推進這項工作。經過幾年的磕磕盼盼，終于到今年迎來所謂的史上最嚴的“實名制”，即要求在2016年年內，實名率在95%以上。到2017年6月30日，實名率100%。為此，從今年年初開始，各大運營商也陸續通過各種方式通知用戶進行實名制。對于新開戶用戶，沒有實名制無法開通用戶。因此，存量用戶的實名制信息補入就最為難辦。在這種情況下，各大運營商先后公告，在要求的時間內未進行實名制的將停止服務。
針對“實名制”，當初的反應是什么？當然是罵聲一片，這種罵聲在網絡世界充斥。如今，在打擊電信詐騙的問題上，又反過來批評是電信運營商的實名制不到位或者不作為。有一些觀點認為，電信運營商應該對電信詐騙承擔主要責任甚至是全部責任。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也太可怕了！？已經習慣了挨罵的電信運營商，在類似的一些事件中，總是悶聲，因為無論做如何表態，引發的輿論反應都是驚人的一致的。所以選擇不發聲也許是最好的選擇。唯一能做的，那就是抓緊把電話實名制的工作加大力度推進下去。最好，在今年年內就能把實名率做到100%。這樣，可能會減輕一些社會輿論的壓力。
與此同時，在虛擬運營商試點業務結束后，開展對虛擬運營商的清理和規范工作。但是，對于被賦予基礎電信服務向社會民營資本開放具有重要意義的虛擬運營商業務，接下來的前景整體上是堪憂的。我們注意到， 在電信詐騙問題上，最近因為徐玉玉事件，一些媒體直接提出了“只要見到170號段手機號碼就直接掛掉”的建議（預警）。按照這樣的說法，那虛擬運營商該全部叫停捏死最好。一些運營比較規范的虛擬運營商，也要因為豬一樣的隊友而集體遭受麻煩了。
把電信詐騙的問題主要歸結于后者全部歸結于電信運營商，這樣是不是就能夠解決電信詐騙問題，這個社會毒瘤是不是就能得到根本性好轉？個人認為，如果這樣，那就太小看了整個分工明確，目標精準，數量龐大且技術手段靈活多變的詐騙份子了。
首先，我們看徐玉玉案件嫌疑犯的抓捕結果。在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下，案件很快得到升級，幾名作案份子很快被抓捕。特別是首犯在公安部門的A級通緝令威懾下自首。這也充分表明了，在有足夠威懾力的打擊下，還是能夠及時將違法作惡份子捉拿歸案的。根據本次涉案手機號碼服務商遠特通信提供的信息，也是進行了實名制登記的。因此，從這個案件來看，電話實名制并沒有有效解決不敢不能進行詐騙活動的問題。輔以必要的高壓態勢的持續的打擊力度，電話實名制的威懾效果更好。
其次，本次案件中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為什么犯罪嫌疑人選擇對徐玉玉下手？根據案情通報，2016年8月19日，徐玉玉接到了一通陌生電話，對方聲稱有一筆2600元助學金要發放給她。在這通陌生電話之前，徐玉玉曾接到過教育部門發放助學金的通知。徐玉玉的母親李自云告訴記者，由于前一天接到的教育部門電話是真的，所以當時他們并沒有懷疑這個電話的真偽。因此，這個細節可能隱藏電信詐騙業最關鍵的環節——他們是如何準確選擇作案對象的？這個問題，只要等審訊后，才可能得到準確的答案。但顯然，這就不是電話實名制所能解決的問題，更不是電信運營商所該承擔的責任。
第三，電話實名制100%覆蓋后，這只是一個量的問題，是完善預防打擊電信詐騙工作最基礎的一環節。事實上，我們還可以注意到，用戶進行實名制登記的時候，身份證本身的真實有效性是一個影響實名制質量的大問題。這也是運營商在推進實名制工作時遇到的最大的苦惱問題之一。除了內部再核驗身份證的時候要完善流程，做好一些內部員工的串通行為之外。還需要其他手段對身份證信息進行核驗。這個工作，也需要得到有關部門的必要的支持。
鑒于基礎電信服務行業仍然是被大家廣為詬病的所謂壟斷高利行業，個人有理由認為。此次徐玉玉事件后，電信運營商仍然會被一些人作為攻擊靶子繼續進行輿論轟擊。這樣，就可以在一些具體業務上爭取到更多的機會。但是，如果虛擬運營商不是“慈善家”一樣，有些企業的道德血液和社會責任，到底會比電信運營商好多少？個人是很懷疑的。他們中的一些，很善于說，僅僅停留在“舌尖上的道德”，那倒是更強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監管不到位，那出現問題也是可以預計的。一個社會的各個鏈條都有問題，只是讓其中一個鏈條承擔所有責任，這也是很不正常的。接下來，我們可以繼續觀察，在打擊電信詐騙方面，到底誰最積極和富有成效。爭論再多，不如拿出實際行動。
總之，電信運營商以實名制為基礎的工作的完善，可以對預防打擊電信犯罪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所起到的作用也需要更加客觀看待，不能夸大。甚至在出現問題后，把矛頭都指向運營商。當然，電信運營商在電信詐騙成為一種普遍的情況下，其存在的不作為、缺乏作為，甚至一些內部人員串通，那被輿論批評也是應該的。但這些情況只能基于事實，而不是憑借一些想象。運營商所提供的基礎電信服務，涉及面廣，有些運營動作甚至需要先有立法層面的動作才有依據。在這種情況下，一味的指責電信運營商要求其承擔所有責任，這也是不講法治的表現。
就在寫下這篇短評的時候，中間又有一個顯示為本地座機電話的號碼，通話內容先確定我是不是某某先生？我回答是。對方接著說：“他們是某安信貸中心，問有沒有貸款需求”？類似這樣的電話號碼，如今一個星期沒有收到十個八個的，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混自媒體圈的。這樣的精準營銷（騷擾），又是誰的責任？
也許，已經到了從立法層面對包括電話營銷、短信騷擾、隱私泄露等問題進行規劃，提升違法成本的時候了。從國外案例來看，英國現行的法律和程序已有保護消費者免受騷擾電話侵害的條款。如果消費者事先表示不愿意接收推銷電話，或者注冊“電話偏好服務”（TPS）或“企業電話偏好服務”（C-TPS）后，那么公司和機構則不能向他們撥打營銷電話。電話偏好服務可以為英國家庭電話用戶參與用以表明不愿接收營銷電話的一項免費服務；企業電話偏好服務與TPS類似，主要針對企業用戶。自2012年1月以來，ICO對騷擾電話罰款總額已達286萬美元。過往的做法已經無法適應越來越嚴重的騷擾的管理需要。于是，英國政府采取了更加強硬的做法，根據媒體報道，英國政府公布的最新提案要求強制營銷企業提供營銷電話主叫者的身份信息，未提供有效的主叫身份信息的行為將被認定為刑事犯罪，會被處以高達100萬英鎊或200萬英鎊的罰款。該提案將于2016年春季生效。可以預見，上升到刑事犯罪層面的威懾力將大大加強。
所以，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力量的突破張力和破壞力越來越強、危害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流行的所謂的“技術中立”原則。通過技術手段、運營手段和法律手段協同進行。也許，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得到好轉。
最后，在前兩天一篇關于建議運營商要從行動上先行，在今年年內就實現100%實名率的短評中，已經有一些網友批評是為運營商洗地。因此，相信寫下此文后，會有更多關于洗地的批評。如此，我也只能表示，地臟了，不管從什么角度，能洗一點那就洗一點。畢竟，有些人的理解就是那么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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