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到金觀平的《要像抓生產一樣抓消費》一文，文中提到，" 生產和消費同處經濟循環之中，抓消費完全可以借鑒抓生產的思路和經驗 "。以經濟日報的地位，這番表述在經濟工作上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

今年的宏觀政策基調已經明牌：" 促消費 " 和 " 投資于人 "，這兩點在開年至今的消費、財政數據上已經有了充分的體現。而也有預期表明，" 十五五 " 規劃中可能會更加明確地提及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占比，作為指揮棒，這可能預示著：在頂層設計的維度上，從 " 抓生產 " 到 " 抓消費 " 的思路遷移已經展開。

從大的認知上講，將二者的重要性拉到齊平是 100% 的好事情，也是 " 國內大循環、統一大市場 " 跑得通的關鍵前提。不過，二者之間究竟有多少的共通性，又有多少措施可以借鑒，多少成果可以匹配呢？我覺得，其中可能有展開討論的空間：傳統 " 抓生產 " 的思路和措施，或許不宜直接照搬、改頭換面就用來 " 抓消費 "。

首先明確一點，為什么歷史經驗顯示 " 抓生產 " 所以能？因為生產要素多數是政府有能力直接供應或調節的：土地、電力、金融資源、環保成本、甚至是勞動報酬和福利水平，所以有 " 招商引資 " 和 " 有效市場 + 有為政府 " 的奇跡，都建立在這些要素 " 逐底競爭 " 的背景下。

那么同樣的辦法，為什么用來抓消費就未必可行呢？我想，這首先取決于二者最關鍵的形態差異：生產活動是高度中心化的，尤其是工業時代的制造業生產，就是科層制組織的重要起源，所以 " 抓生產 " 可以做到立竿見影和令行禁止，而在決策思路中，我們也容易將需求側當作一個外生變量；但消費活動是去中心化的，很難說消費還能消費出科層和領導出來——如果有的話，那大概就是 " 團長 " 了。那么，如果要 " 抓 " 消費，抓手在哪里，誰來落實執行？

更進一步地明確問題：抓消費的抓手，究竟是作為供給側的企業，還是作為需求側的消費者？我們發現，確實在很多時候，消費遵循的是 " 供給創造需求 "，但這未必意味著把牢 " 供給側高質量發展 " 這條主線就全然可行。

一方面，規模導向地鼓勵供給側始終會面臨過剩和內卷，這和人為定義的 " 質量高低 " 沒有關系，是 " 逐底競爭 " 的必然結果，遷移到消費領域也是類似。比如清一色的古鎮旅游區，讓人感覺 " 在中國旅行似乎一個樣 "。

當然，你可以說眾口難調，中國有 10 億左右人沒有坐過飛機，中位數的口味就是喜歡 " 轟炸大魷魚 "，這意味著相對做精細化高附加值，鋪規模的策略仍然有效。但說 " 新三樣 " 的內卷事實可以借鑒：在鋪規模階段大量的資本開支中，只有早期龍頭能夠實現正的財務回報，而本身是追高擴產、技術能力有限的尾部，回報率遠遠低于預期。

而另一方面，消費的去中心化，體現在 " 可選消費 " 結構的零碎，" 供給和需求的匹配 " 更難以被規劃。" 可選消費 " 變得越來越傾向身份和體驗，比如服務消費領域，冰雪經濟、演唱會經濟、賽事經濟 …… 這些大型活動還算是能夠 " 有所作為 " 的范疇；但比如谷子、ACG、飯圈、喜劇、樂隊、播客 …… 這些新興但更零散的領域，從供給端入手，是否還能找到抓手？

高附加值的消費必然是細致而微、因人而異，而這和行政的整齊劃一、有重心有抓手有提倡的思路是存在錯配的。所以，促進消費和投資于人，總是個慢變量，它不像促進投資那樣立竿見影，更多是 " 集腋成裘 " 的過程，也不應該預期它能像投資那樣可以 " 逆周期 "。

但事實是，" 抓消費 " 必然意味著 KPI、考核，也必然意味著要側重規模導向、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是一種強大的制度慣性。比如迄今為止最主要的消費補貼措施，覆蓋了地產、汽車、耐用品等占比巨大的鏈條，也覆蓋了消費貸等金融工具。

隨著一個又一個的補貼打下去，我們發現：對耐用品的補貼是對未來需求的透支，而對服務消費的補貼也呈現脈沖性，盡管即期的數據亮眼，但一旦補貼斷檔、消費的動量也自然消弭，這是我們在三季度數據里看到的故事，這些舉措更多是 " 空間換時間 "、是 " 政府消費 " 替代了 " 私人消費 "。而政府補貼似乎并不同于平臺 " 外賣大戰 " 一類的補貼，后者的目標是形成消費者的粘性和習慣，或者至少在商業模型上是自洽的，但前者似乎沒有這種長期性的功能。

所以，如果真的要把提振消費作為一種長期性的工作，那就需要承認：目前我們見到的提振消費政策組合，仍然是有一定短板的，一方面，它慣常的抓手是成規模的供給側，而不易覆蓋去中心化消費的廣大領域；另一方面，考慮對需求側的支持，它仍然是即期、脈沖性的，而缺乏長期效應。

那么，怎么辦呢？我想，抓消費更多的，應該是揚長避短，避免考核視角下的短期主義，而更可以 " 甘當氣氛組 "。從經驗上講，消費比生產更依賴市場和宏觀環境。生產者在利潤存在的情形下，可以容忍營商環境的問題。只要經濟工作的指揮棒還在，" 逐底競爭 " 的分配機制就會存在，生產者就始終能和管理者達成共謀；而哪怕面臨宏觀高度不確定的環境，生產者更傾向于循序漸進地收縮，謹慎地基于確定性進行投資，而不是一關了之。

但消費不一樣，宏觀和商業環境的變化可能明顯影響消費的行為。這也是我們在前兩年看到的局面，居民儲蓄大幅增加，而同期企業的 CAPEX 明顯增長。追求在消費領域的 " 有為 "，不如 " 垂拱而治 "。在這里，我想引用我們在今年 6 月《為下單辯護：消費主義和提振內需的進化史》一文中的結語：

需要承認，" 重視消費 " 的態度是一件好事，但將 " 鼓勵消費 " 落在實處是一件難事。從本質上說，" 鼓勵消費 " 和 " 鼓勵投資 " 是涇渭分明的兩種思路：前者的要義是內在的 " 賦權于人 "，而不是僅僅是沿著既有的 " 投資思路 " 慣性、談論 " 投資于人 "。

固然，消費能力的形成需要有形的條件：比如大家呼吁的 " 反內卷 "、" 改分配 "、" 重保障 "、" 多假期 " 等等，但在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條件是引導一個寬松、多元、包容的社會環境，允許個人用更豐富的方式表達個性、更直接的方式表達利益。

正如我們在消費崛起的歷史中看到的那樣：消費是社會活力和張力的體現結果，在個體邊界那緊張而動態的彈性中，現代社會反而廣泛而穩固地建立起來。從這個角度理解一個經濟體從 " 投資導向 " 到 " 消費導向 " 的轉變，不僅僅是一場經濟革命，更是一場社會革命。

來源：青野有枯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