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金融科技業務已成為我們最靚麗的利潤增長點。”一家大型P2P平臺負責人趙誠感慨說。今年前5個月這項業務收入總計超過8000萬元，同比增速超過250%。

“如今，金融科技業務已成為我們最靚麗的利潤增長點。”一家大型P2P平臺負責人趙誠感慨說。今年前5個月這項業務收入總計超過8000萬元，同比增速超過250%。

他所說的金融科技業務，主要是互金平臺向各類持牌金融機構提供精準獲客、風控模型、貸后管理、客戶體驗、后臺運營系統升級等技術輸出，賺取相應的消費金融貸款撮合服務費用。

以往，互金平臺主要通過助貸模式，先向持牌金融機構獲取低成本資金，再結合自身獲客、風控、貸后管理體系將銀行資金放貸給借款人，獲取豐厚的利差收益。隨著去年底面世的《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下稱141號文）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與第三方機構合作開展貸款業務時不得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外包，導致助貸模式漸行漸難，因此這些互金平臺開始改變合作形式，通過向銀行輸出風控、獲客、授信審查、貸后管理等環節的技術支持，收取相應的消費金融貸款撮合服務費。

趙誠直言，之所以如此“轉型”，一方面是讓整個助貸模式滿足監管要求，另一方面在備案延期的環境下，平臺也能獲得新的業務增長空間，甚至不少互金平臺正籌劃運作金融科技板塊赴港上市，實現曲線IPO目的。

不過他發現，盡管金融科技業務處于黃金發展期，但它的前行征途未必平坦——來自地方金融監管部門與合作銀行所屬銀監局的多頭監管壓力，時常讓它“舉步維艱”。

從助貸模式到金融科技輸出

趙誠坦言，在141號文出臺前，他所在互金平臺的助貸業務早已風生水起。

具體而言，他們與6家中小銀行簽訂助貸合作協議，前者提供獲客、面簽、風險審核與消費貸款定價、貸后管理等業務流程，后者提供資金對接借款人貸款需求。由于平臺提供壞賬兜底、銀行資金安全擔保等保障，因此助貸業務規模擴張迅猛。到去年10月底整個助貸資金規模突破40億元。

在趙誠看來，這其實是各取所需的合作——互金平臺通過引入銀行資金大幅降低融資成本，令整個資金端融資成本降至8%-9%，遠遠低于P2P業務逾14%綜合融資成本，由此獲得消費金融貸款利率優勢并獲得更多借款人青睞，迅速擴大業務規模；中小銀行則通過“無風險”的助貸業務，既能獲得穩健的存貸利差收益，還能積累大量個人消費金融還款與信用數據，逐步構建自身零售業務核心風控運營體系，推動零售業務更快拓展。

記者多方了解到，隨著越來越多互金平臺試水助貸模式，相應的合作模式開始趨于多元化。在141號文面世前，業界主要形成三大助貸模式：一是互金平臺對銀行資金采取壞賬兜底或安全擔保，以此引入銀行資金用于消費金融貸款；二是雙方按比例共同承擔壞賬風險；三是消費金融平臺只負責獲客，銀行則主導風控與放貸流程，獨自承擔壞賬風險。

趙誠直言，141號文的面世，導致前兩種模式難以維系，而第三種助貸模式得以“幸存”。

“這無形間推動金融科技業務迅猛發展。”多位金融科技平臺業務主管向記者指出。相比助貸模式，金融科技業務最大的改變，是互金平臺的角色被重新定位——它不再承擔風控、授信審查、放貸、催收、貸后管理等核心業務操作，轉而將相關技術輸出給銀行等持牌金融機構，由后者主導風控、授信審查、放貸等業務流程，決定是否給予借款人貸款，敲定貸款額度與利率等。

在他們看來，這意味著整個業務模式發生不小的變化。

在收費端，由于141號文規定銀行要求并保證第三方合作機構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費，因此不少互金平臺轉而向銀行收取相關消費金融貸款撮合費用，而銀行則向借款人收取相關費率覆蓋這部分開支。

在技術輸出端，互金平臺與銀行的合作趨于多元化，比如部分互金平臺僅僅向銀行提供獲客導流技術輸出，因此他們要求銀行拿出一定比例貸款利息收入，作為平臺批量導流的信貸撮合服務費；不少擁有消費場景與龐大用戶基礎的互金平臺則嘗試與銀行共同研發針對不同客群、不同消費場景的消費金融貸款產品，獲得整個產品的利潤分成。

在擔保方面，為了擴大合作銀行數量，互金平臺開始通過旗下擔保機構提供資金擔保服務，降低銀行對金融科技運作風險的顧慮，拓寬彼此合作空間。

趙誠直言，在業務轉型過程，不少互金平臺還是感受到金融科技板塊的監管壓力——首當其沖的，是以往助貸業務年化費率超過36%的受到141號文的禁止，令平臺金融科技業務利潤空間有所縮水；此外，由于銀行需要自主承擔貸款業務壞賬風險，因此他們開始“貨比三家”，令互金平臺失去不少業務合作機會。

“但整體而言，141號文令銀行與第三方機構合作變得有章可循，反而激發他們更高的合作熱情，整個市場蛋糕變得更大了。”融360創始人葉大清向記者表示。究其原因，不少中小銀行迫切需要發展零售業務，以擺脫過度依賴對公業務的窘境，但他們缺乏信用卡業務運營與零售業務風控、獲客、產品研發的基礎，因此他們紛紛嘗試引入外部資源塑造零售業務競爭力，強化自身零售業務基石。

“今年以來，我們與12家中小銀行形成各類金融科技業務合作，比去年同期多出了一倍。”趙誠直言。然而，隨著合作銀行日益增多，他卻發現整個業務正面臨五花八門的多頭監管困局，甚至個別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提出的業務合規要求，令整個金融科技業務變得舉步維艱。

多頭監管困境待解

趙誠所說的多頭監管，概括而言，即金融科技平臺既受到當地金融監管部門監管，又得滿足與之合作的銀行所屬地方銀監局差異化監管要求。

由于他所在的互金平臺注冊在上海，當前上海金融辦要求在滬銀行業金融機構與第三方平臺合作的業務范圍，僅限于借款客戶資料的收集，但在滬銀行需對借款資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承擔管理責任。

此外，在滬銀行需獨立完成貸前調查、貸中審查和貸后管理工作，不得將客戶風險評估、貸前初步審核、貸款檔案建檔和保管、貸款本息代收代付、不良資產催收等職責委托外包給合作平臺完成。

“其實，這讓我們與上海地區銀行的金融科技輸出合作，變得有章可循。”趙誠直言。不過，當他與中西部銀行開展合作時，卻發現各地銀監會對這類金融科技輸出合作有著各自的合規操作標準。

具體而言，盡管141號文不允許銀行與第三方平臺合作涉足現金貸業務，但不少地區銀監局對于現金貸的解讀不一，多數地方銀監局將現金貸業務局限在超短期高利率工薪貸，也有個別銀監局直接將無明確消費場景的消費金融貸款悉數納入“現金貸”范疇，導致他們難以與這些地區銀行開展金融科技輸出與消費信貸產品研發合作。

“個別地方就金融監管部門對費率也有自己的要求。”他告訴記者。不少互金平臺與地方銀行開展業務合作時，會通過旗下擔保公司提供銀行資金安全擔保服務，相應擔保費則另外向借款人收取。這引起這些地方銀監局的注意，認為此舉可能導致相關業務利率超過年化36%，隨之要求互金平臺不得向借款人額外收取擔保費。但是，若擔保費轉而向銀行收取（再由銀行納入產品費率向借款人收取），不符合個別銀行消費金融貸款費率不超過24%的規定，反之取消擔保費，整個業務基本處于虧本經營窘境。

最讓趙誠哭笑不得的，是個別地方銀監局認為銀行應主動提升自主管理能力，不應接受互金平臺旗下擔保公司提供的資金安全擔保合作，導致當地銀行擔心業務風險而暫緩了金融科技輸出合作進程。

“這些現象的出現，主要原因是各地銀監局對監管政策的解讀不一，有些地方偏寬松，有些則偏保守。”趙誠指出。因此他每周都會前往不同省市與當地銀監局人士溝通，彌合雙方對監管政策條款解讀方面的分歧。

“或許，多頭監管局面讓金融科技征途走得不會輕松，但我們必須走下去。”他坦言，如今平臺內部正在討論先運作金融科技業務赴港上市，一方面它無需等待備案完成才能上市，另一方面近期港交所對境內科技類企業上市持歡迎態度，平臺高管都不愿錯過這個難得的上市窗口期。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