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監管尺度難拿捏 業內：重在引導而非壓制水煮娛
“網紅”無疑在2016年上半年紅透了半邊天，而大量培養“網紅”的網絡直播平臺也在今年突然躥紅起來。
當各路資本紛紛涌入網絡直播平臺，為了“錢途”而努力的主播們也開始在直播內容上無所不用其極，而不斷涌現的“奇葩”直播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戰著直播內容的底線。
面對著“放任自流”的直播平臺，“自下而上”的監管條例也不斷頒布，繼今年4月，20家網絡直播平臺共同發布《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后，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及北京網絡文化協會日前共同公布一批違反《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的主播名單，9家直播平臺的40多名主播被永久禁封。
即便如此，網絡直播的監管卻依然面臨“痛點”。對于直播的監管卻遠不及文字與圖片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對于這樣一個泛娛樂化的產物，究竟是否應該套上體制監管的“枷鎖”？在全民直播的時代，網絡直播監管的邊界究竟該如何設定，未來的網絡監管又將何去何從？
監管來襲
今年，“網紅經濟”大熱，網絡直播平臺也在這股浪潮中洶涌發展起來。
有數據顯示，目前網絡直播平臺用戶數量已經達到2億，一些大型的直播平臺每日高峰時間大約有三四千個直播“房間”同時在線，在線用戶數量可達二三百萬。
面對如此大的市場蛋糕，直播平臺的發展無疑邁入了“快車道”。
據悉，國內目前有200多家與直播相關的創業公司。與此同時，各路資本也大量進入了直播領域，今年3月，成立僅兩年的斗魚TV就獲得騰訊領投的1億美元B輪融資，估值超過10億美元。
站在“風口”上的網絡直播卻也陷入了“野蠻生長”的境地，主播們為博人眼球，嘗試打起了涉黃的“擦邊球”，諸如“直播造人”等涉黃低俗的內容也開始在網絡直播平臺上出現。
面對不斷出現的“奇葩”直播，監管部門也終于不再“缺位”。2016年上半年，網絡直播平臺就遭遇了兩次來自政策層面的監管。
4月14日，文化部在違規互聯網文化活動查處工作新聞通氣會上，將斗魚、虎牙直播、YY、熊貓TV、戰旗TV、龍珠直播、六間房、9158等多家網絡直播平臺列為查處名單。
隨后，樂視、百度、新浪、搜狐等20多家從事網絡直播的主要企業負責人共同發布了《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
6月1日，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及北京網絡文化協會共同公布一批違反《北京網絡直播行業自律公約》的主播名單，包括六間房、酷我（聚星）、花椒、在直播、映客、69秀（玖秀）、陌陌、咸蛋家、黑金直播在內的9家網絡直播平臺的40名主播被永久封禁。
在郭成杰看來，文化部對這些網絡直播平臺的查處是很及時和必要的。“一直以來，網絡直播行業處于‘野蠻生長’的狀態，隨著監管逐漸嚴格，這種狀態將畫上一個句號。”郭成杰說。
困局仍存
盡管直播的監管已是刻不容緩，但實際上，直播行業的監管卻也面臨著許多困局。
中投顧問文化行業研究員蔡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網絡直播想要樹立起監管制度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監管尺度不好把握，網絡直播具有多元化、開放化特征，如果監管不得當，將會抑制網絡直播的發展活力，例如電影，由于我國電影監管較嚴，多元化發展受到了較大阻礙；另一方面，網絡直播的興起時間較短，在制定監管制度時可參考的標準較少，為保證全面性、可實施性等，需要進行多方交流和溝通。”
同時，分析師王傳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直播監管制度的困局在于直播平臺的打賞模式。
“在網絡直播中，用戶基于主播的表現給予虛擬物品打賞，平臺與主播就用戶的打賞費用進行分成。這種打賞模式奠定了PC秀場時期的‘曖昧經濟學’，色情與低俗一度是PC秀場的初期發展基調。”王傳珍說。
王傳珍認為，現階段，直播已然由相對小眾的秀場走向全民直播的廣闊延展空間，直播正在成為新興的網絡信息載體，因此，對直播平臺的內容監管刻不容緩。
對此，許多業內人士指出，直播行業的監管或許更需要依靠“自下而上”的行業自律來形成監管規范。
“2016年上半年的網絡直播一度充斥著‘獵奇斗艷’與‘奇聞軼事’的散播，這會給直播平臺帶來事件性的用戶流量高峰。但如果沒有行業自律，直播平臺想必都會在監管紅線內展開內容低俗化的惡性競爭。”王傳珍強調。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行業自律如果不能有效開展，更會波及到行業未來的發展。
對此，蔡靈表示：“如果網絡直播行業的自律標準最后淪為空頭支票，那么政府將會進行進一步整頓，屆時會給網絡直播平臺帶來較大沖擊，這是各大網絡直播平臺不愿看到的局面，因此當前網絡直播平臺在自律方面下一定功夫的可能性較大。”
王傳珍也指出：“網絡直播平臺的行業自律不應該是說說而已，否則直播行業會走入內容低俗與高度同質化的死胡同。行業自律公約的建立，會讓低俗化的主播沒有生存空間，會讓低俗化內容沒有傳播渠道，這樣會倒逼直播平臺在直播內容形態上做創新，已突破現有發展瓶頸與困局。”
尺度難拿捏
實際上，正如蔡靈所指出的網絡直播監管困局，究竟如何把握網絡直播的監管尺度一直是爭論不休的焦點。
一直以來，對于網絡直播的監管都存在著不同的聲音，當許多人呼吁盡快落實監管體系的同時，也有人認為這種大眾娛樂化的平臺沒必要用體制性的約束去限制其發展，直播本身只是一種泛娛樂化的產物。
對此，蔡靈表示：“當前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邊界、監管尺度的確不好把握，但值得慶幸的是已有行業自律公約出現，自律公約由多家網絡直播平臺共同商討，既考慮了其自身利益，又考慮到了社會影響，將可以較好平衡監管邊界和尺度。”
“目前對網絡直播的監管宜以自律為主，政府監管為輔，若自律的效果不明顯，政府再進一步加強整頓。”蔡靈補充道。
針對該問題，王傳珍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對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尺度在于“引導而非壓制”。
“全民直播形態的爆發，打破了秀場形態桎梏，帶來了多場景直播內容形態的呈現?，F階段的多領域與多場景嘗試，如果是壓制性的監管，則不利于直播形態的創新與商業模式的探索。”王傳珍說。
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秘書長胡鋼認為，直播行業的監管邊界不好確定主要集中在對主播的監管上。“目前我國確實有對于網絡直播方面的管理辦法，但是可能僅適用于企業層面，對于主播個人規范管理方面，尚處于模糊地帶，在現實中也確實不太好監管，因為尺度很難拿捏。”
因而，有許多業內人士稱，應該在行業內樹立起主播準入制度，改變當前低門檻的現狀，從根本入手來規范起直播行業的內容。
另外，有學者們認為政府應該支持和鼓勵企業監管或者是第三方平臺監管，通過大數據的技術支持，對網絡直播平臺的企業和個人進行監督，只有這樣，才能對互聯網大環境產生最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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